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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球城市史摘录1

在遵循神圣传统的同时,萨尔贡发起了将永久改变城市体制的变革。他允许土地归私人所有,改变了土地只能归地方神的仆人所有的局面,以此从祭司的手中夺取经济控制权。国王成为掌控所有主要灌溉沟渠、建筑物及商业的“首要商人”。——《伟大属于巴比伦:古代两河流域文明概述》

在巴比伦人的统治下,宗教对商业的抑制被进一步削落,在许多城市鼓励商贸的发展。由此产生了对能够广泛适用于不同部落和种族的法律体系的需求。最著名的法典是由巴比伦国王汉穆拉比颁布的,内容涵盖广泛的刑事和民事领域。根据法典前言记述,马尔都克神授权汉穆拉比:“伸张正义于世,消灭邪恶不法之徒,使强不凌弱,使我犹如太阳神,昭临黔首,光耀大地……”

至希罗多德时代,巴比伦城失去了帝国权力中心的地位,但仍保持着宗教圣地和文化中心的角色;它仍然是城市巨人,约25万人口,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地区。甚至在异族的统治下,其不朽遗产仍然让人油然而生敬畏之心。据希腊的历史学家记载,庞大的规模和宏伟的建筑使“世界上的任何辉煌”在其面前都黯然失色。

从萨尔贡时代开始,帝国的建立为规模更大的城市的发展创造了条件。广阔地区的安全保障刺激了城市生活和商业的扩张。古代世界的其他地方也再现了同样的情景。帝国中心为大规模的城市发展提供重要的安全保障,城市文明在其有抵御入侵者的情况下保持稳定。一旦游牧民族侵入城市,早期的城市文明就会衰落。

公元前2千世纪,中国开始了其独特的、内生的城市进程,但大都早期城市是小型宗教仪式中心,周围环绕为宫廷服务的手工业作坊。公元前1110年,统一的周王朝建立促进了带城墙的大型城镇的第一次发展;实际上,城墙和城市的特征是一致的。周及后来的汉唐创造出的中央集权模式,其持久性和彻底性举世无双。

中国为帝国在城市建设中的作用提供了一个恒久范例。后来的洛阳、长安、开封等历代都城都跻身世界最大城市之列,逾千年之久。《周礼》记述:“惟王建国”,不管是规模较大的行政中心还是地方政府单位,城市都以帝国行政中心的角色彰显其重要性。随后数百年,其他亚洲邻国都采用了中国的城市发展模式。

早期帝国城市控制广阔的疆域,其发展为贸易快速增长创造了条件。但是在城市社会,手工业者和商人的作用从整体上仍受严格限制。权力掌握在祭司、军队和官僚手中,商人往往只是简单的作为中间人,为国家或祭司阶层的贸易牵线搭桥。

中国的城市商人利用财富攀越森严的等级限制,为他们自己或子女进入贵族或官宦阶层寻找途径。中国城市的布局也体现了这种社会特权:统治者的宫殿位于都市中央,市场被置于缺少便利的偏远之处。–《中国首都北京的自然与规划》,薛凤旋

 

  1. 让人难以理解的是,周及后来的汉唐创造出的中央集权模式,其持久性和彻底性举世无双,到底是什么因素让它如此举世无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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