月末了

6月25日在南都周刊上有篇文章，刘原写的《汨罗江畔想三闾》，其中有段话：“想起写《离骚》的屈原，我就变得骚了起来。遥想2000年前的那个月落乌啼之夜，郢都破城，远方烽火连天，而汨罗江上的画舫歌姬还在醉醺醺地唱：后庭！花！屈原秋菊一紧，怆然而逃。虽然国破山河在，但改朝换代之后，养老保险是没地方领了，屈大夫苦吟苍天啊大地啊，沿岸踉跄，一探水温，还可以接受，不冷，于是爬上石崖，以难度系数最高的109C跳了下去。千百条鱼奔走相告：爱国诗人给俺们送肉劳军啦。”

因为他写的极玄，而且用尽挖苦语句，所以刚开始时我不太明白他的意思，不知道是想反讽社会现状，还是想表达自己的意见。于是就仔细看了两遍，最终确定他的价值观的是最后一段话：“偶看柴静博客，她述及采访一个在汶川地震中失去双腿的女孩，那女孩在废墟下埋了50多个小时，还梦见吃炸酱面，记者想摆拍她，她说滚。女孩想过自杀，但依旧嬉皮笑脸地活着，无腿的她，惟一苦痛是想起死去的奶奶，‘我再也不能跪在她的墓前’。”

不知道南都周刊为什么有这样的专栏文章，这只会让我想起高一时的课文《烛之武退秦师》。当时语文老师李素蕉说一个事让她很痛心，她上届一个学生在学这课时就说，烛之武这么厉害，去秦国肯定能做更大的官，更有前途。我们在这里当然不能就凭这句而揣摩同学的心思，但是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现象？

正如刘原说的：“只是，倘若亡国或者亡爱，便要以死明志，那中国的每一座大桥都要变成金门大桥。”是的，人各有志，跳楼、跳江都是不值得鼓励的事情。但是现代社会对屈原这种志的不理解又说明什么问题？或许道德枷锁在中国已经失效，代表我个人意见：这是历史百分之百的倒退。

近30年来，中国社会开始接受西方价值观，承认个人生命的重要性。但是正如经济改革一样，在文化上，中国人也一样停留在表面上的东西。要按刘原的看法，梵高举枪自杀岂不是更傻？他要是活得久点，随便开个工作室，去大学讲讲课，写写专栏，老了再出本回忆录，梵大师就诞生了。

贝多芬也是一样的货，耳朵都聋了，把《英雄》献给拿破仑，怎么也能混到法兰西皇家御用音乐家的名头吧？

我个人崇尚西方精神，特别是德意志和美利坚民族。不为他们的强大，只因他们在困难时表现出来的精神。《肖申克的救赎》里面那个自杀的狱长，按美国法律，他死不了。自杀干吗？因为他经不起阴谋被拆穿之后，道德带来的折磨。

屈原也是，梵高也是。他们经不起自己理想的破灭，经不起对现实的彻底失望。这是他们的身份给他们带来的压力，表现在他们的工作上、生活上、婚姻上。能和地震中的小女孩一样吗？

说到底，还是我不理解南都周刊的立场：这究竟是大师的玄关，还是社会的悲凉？

难道，“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”？